关税之战，影响几何？

余生很贵且珍惜

2019年，关税上调，贸易纠纷的影响长期化、持久化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面对外部环境的恶化，从做好自己工作的角度，如何应对？

全面评估关税影响

知己知彼，恐怕还是应对第一步。

当前，美国自中国2000亿美元出口产品的关税税率从10%提高到25%。中国商务部的表态是，“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正在进行中，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。”

关税对于出口的影响，目前不少研究机构都有涉及，结果各有不同。比如清华大学马骏近期接受采访时候表示，其对中国GDP增速的负面影响在0.3个百分点左右，属可控范围。

海通证券宏观分析师姜超也指出，因为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利润率较低，假设提高的税率全部反映到产品价格上，再假设出口价格弹性为1，那么中国对美国出口将额外减少300亿美元，占中国2018年出口总额2.5万亿美元的1.2%。再根据王俊杰（2012）的测算，中国出口增长和GDP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.18，这意味着对20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额外征收15%的关税会导致中国GDP增速下降0.22%左右。

上述判断大体类似，不过却可能有点偏于乐观。测算结果，通过关键参数的设置，结论可能有很大不同。例如，不少研究指出，中国对美出口价格弹性接近2，而不是姜超假设的1。同时，出口减少对GDP的影响也不能简单地计算其相关系数。两个方面做出更加现实的假设，结论会比姜超更加悲观一些。

按照做出军事部署的原则，在战前，如果把困难估计得更全面一些，应该是更加稳妥的做法，所谓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，是之谓也。

出口意味着什么？

数值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出口对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。

从海关数据来看，2019年前四个月，中国对欧盟、东盟和日本等主要市场进出口均增长，欧盟为第一大贸易伙伴，中欧贸易总值1.5万亿元，增长11.8%，占外贸总值的15.7%；东盟为第二大贸易伙伴，与东盟贸易总值为1.28万亿元，增长9%，占外贸总值的13.4%。

看起来，美国只是是第三大贸易伙伴，中美贸易总值为1.1万亿元，下降11.2%，占外贸总值的11.5%。不过，不能简单通过数据来看数据，而是应该结合经济情况加以解析。

首先，对美出口的重要性超过其表面数值。表面看起来，2000亿的商品，对比中国庞大的出口总量，比例不算很高。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，中国2018年全年出口16.42万亿元人民币，其中对美出口3.16万亿元，对美出口仅占全部出口的19.2%。

但是如果从贸易顺差角度看，中国对美国出口产生的顺差2018年为3244亿美元，占全部贸易顺差（3517亿美元）的92%。如果将事情简化，也可以说，中国通过整合其他国家的产业链，形成自己的出口结构，最终通过对美出口实现了贸易顺差。换言之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，最终如果没有以美国作为最终市场，将难以实现顺差。

其次，更重要的是，对美出口行业，可以说是中国出口行业的领头羊。经济实证研究发现，发展中国家经济中，出口部门具有最快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速度，有人做过一个比喻，说发展中国家出口行业仿佛踏上一个自动扶梯，只要它维持出口，出口部门将会在国际竞争压力与动力之下取得“自动”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。

显然，中国同样符合这一规律。

事实上，中国加入世贸之后经济上的腾飞表现，可以说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明显的效率进步差距，为上述理论，补充了迄今为止最强有力的证据。

以美国作为中国出口的最终市场，有利于中国庞大的产业链整合全球要素，在技术可转移程度最高的行业中，为中国迅速扩张的生产能力找到足够大的市场，并且接受上述自动扶梯的提升。可以说，为最大、竞争最强的市场生产产品，构成了中国出口部门效率提升最快速的子部分。

因此，从整体经济而言，出口的重要，在于它带来中国经济的，不仅仅是顺差与外汇，而是对于产业与技术的整体迭代升级。也正因此，关税的效应，如果说在2018年只是初步体现，在2019之后，将会日渐明显，成为新的趋势。

关税税率提高之后，企业的决策效应会逐步体现。从草根调研的情况来看，之前加征10%的关税，让不少企业动摇，但大多数仍旧维持观望态度，而如果是25%的关税，那么足以让不少企业开始行动。

我最近见了一个朋友，她正在开拓外贸企业外迁东南亚的业务。这块业务以前是空白，但是贸易纠纷之后成为热点。从中小企业的角度而言，最关心的不是地缘政治，而是成本。在珠三角，一个人工成本6000人民币，而柬埔寨人工成本大概在1500人民币左右。对于一些大企业而言，开拓东南亚市场，除了低关税，当地市场也一大特点，比如OPPO等公司已经开始行动。对于出口类型企业，关税税率提升之后，国内的成本劣势就愈发明显了。

厘清数据的经济意义，从战略和战术结合，有利于为下一步政策，做出更全面的研判。

中国如何应对？

从大历史的角度审视，过去四十年，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来自三大支撑。即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，城镇化解放的人口红利，以及加入WTO带来的开放红利。可以说，没有最后一点，前两点也无从发挥。正确理解时代脉络，有助于厘清即将而来的变化。

反观当下，中国经济已经不是青春期，开始进入平稳成长的L型。从2019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来看，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.4%，CPI同比上涨1.8%。这引发了市场的讨论，此前新周期等名词已经进入时代尘埃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趋势明显。

以中国经济的庞大体量，自然存在不菲腾挪空间。对于外部冲击，所谓经济的“韧性”，确实存在。然而这一空间也不能无限放大，家大也有家大的难处。这些年国企改革与地方债务等问题，已经让财政处于压力状态，未来经济下行，即使刺激，也难以达到过去的效果。

也正因此，对中国经济而言，在变动之中，争取经济稳定而不是大幅激进的政策，应该是未来的重点。

对外而言，在美国之外，争取其他领域出口显然是可能方向。除此之外，加大开放步伐，以改革姿态面对逆向全球化风潮，将是未来要点。对内而言，在政策应对中，货币政策十分重要。一方面，随着中美纠纷僵持，人民币压力加大，5月之后人民币一度回吐今年以来全部涨幅，离岸人民币一度超过6.9；另一方面，当下经济状况需要宽松政策，而宽松显然会导致人民币压力进一步加大。

如此看来，这两方面存在冲突，只有谨慎应对，才能走好这一政策钢丝绳。央行公开大面积放水，不一定是最佳对策，应该考虑“明紧暗松”，定向与有针对性的宽松，作为未来货币政策基调。

人民币的未来是什么？

回头开看，人民币的基础是什么？每当人民币走低，总有人民币“锚”的讨论，有人说是制造业，也有人说是房地产。这些观点流行之广，与其错误之深，折射当下经济问题诸多悖谬。坦白说，人民币本质上说没有锚，现代货币其实也不需要锚。货币的本质是支付承诺，关乎发行和支付的机构是否信守承诺。

也正因此，人民币的未来，直接说，取决于央行的取舍，间接说，取决于中国经济的走势。多数软阶层的身家，还是与以人民币计价的房地产绑定，经济的稳定发展，事关多数人的最大福祉。

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，走过无数波折，赢得全球第二的地位，在一两代人内改善十多亿民众的生活。一个更自信的经济大国，对内对外政策，无疑有充足资本秉持理性原则，在前进中化解问题。

也正因此，中国经济的政策调整，应该有通盘的全局考虑。在传统智慧中，战略与外交在国际关系中更为重要，所谓“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”。

中国经济下一阶段，进入新的十字路口，需要寻找新的动力。从增量的角度，新的出口方向与新的内需拉动，自然是题中之义。然而，该面对的问题还是应该面对，中美贸易纠纷引发的动荡与应对，最终将决定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十年，或者说，一两代人未来的命运。

（来源：FT中文网）